记忆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人类的生理-心理现象，而感官作为人类生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记忆之间存在“暧昧不明”的勾连关系。古往今来无数哲学家、社会学家都在澄明二者关系的路途中上下求索：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认为，“只有那些能意识到时间的动物才有记忆，并且它们是凭藉着以感知时间的器官来记忆的”，[1]虽没有直接阐明二者的关系，却开创了感官与记忆相关的先河。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曾在其著作《人类理解论》中对人类思想的多种情状做了划分和阐释，“在有智慧的生物中，记忆之为必要，仅次于知觉，如果缺少了知觉，其余的官能大部分都失了效用。人心的大部分官能在发挥其作用时都需要记忆系统的协同作用”，[2]感官系统与记忆系统相互配合，通过感知对象与记忆意向的对比分析，获取稳定有效的信息。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人类理解研究》中谈到，“记忆和想象这两种功能都可以摹仿或摹拟感官的知觉。关于实在事务或实在存在一切信念都只是由呈现于记忆或感官的一个物象和别的物象的恒常会合而来”，[3]感受到的物象与记忆之中印象的习惯性重合，人们才有了物品之间相似形、相近性的感知。法国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中男主人公对于玛德琳蛋糕味道的痴迷与追寻，是一种将个体的感官体验与记忆、情感相互作用、交缠、融合的过程，编织出一张属于个人的嗅觉地图。因此每一次多重感官上的刺激都在记忆宫殿里扬起一片灰尘，使得那些已经模糊在时空序列里的物象得以影印清晰，开启一次新的记忆资源开发。而档案记忆作为社会记忆的一种形态，其积累聚集的过程构成宝贵的档案记忆资源，档案记忆资源开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亚里士多德将人定义为一种“政治动物”：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他生活在政治秩序、共同体和集体中。人天生就是依赖于群体的，这个定义已经被人类行为学方面的研究证明无误。[4]奥地利的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许茨（Alfred Schutz）关于个体和群体也曾有过相似的论断，“我的日常生活世界绝不是我个人的世界，而是从一开始就是个主体间际的世界，是一个我与我的同伴共享的世界，是一个也有其他人经验和解释的世界，简而言之，它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一个共同的世界”。[5]任何感官行为都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不夸张得说，人之初从哺乳开始就已经被卷入社会的群体活动之中。因此笔者尝试探索个体感官体验的群体转向与升级，通过梳爬群体感官体验与群体档案记忆之间的关系，寻求多感官视域下的档案记忆资源开发的路径与反思，以促进档案事业的转型发展和能级提升。
1缘起：具身化体验下身体在位观念日益显现
人从一开始就已经处在了世界之中，人和世界是不可分割的、浑然一体的，我们的认知是基于在世界中的身体。因此，以身体为感官媒介保存和延续档案记忆显得理所当然。然而关于身与心的探索道路较为曲折，在传统社会中以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身心二元论为代表：心灵的属性在于思维，而身体的属性在于广延，两种属性彼此独立也导致了身心的对立。传统意义上的身体被认为是与灵魂脱离的，在人的理性思考进程中处于缺席位置。20世纪50年代认知革命以来，后现代主义日益兴起，认知科学迅猛发展，身体不再被看作灵魂和意识存放的场所，身体在位理论逐渐成熟并日益取代笛卡尔的观点，其中以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著作《知觉现象学》为代表作：“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于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人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于其中”。[6]以具身的主体性为核心概念发展起来的知觉现象学是对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有力回应与反驳。近三十年来，人类学理论的“感官转向”“物质转向”等重新建构了文化研究的分析框架。人们开始重新关注人类在与物质和社会空间交融产生的具身体验（embodied experience），开始探索感官体验（sensory experience）如何积极扮演了跨文化交流中的形塑角色。[7]工业设计时代由理性时代转向感性时代，大量的设计是种种能够引起诗意反应的物品。[8]受众的知觉体验和情动效应使感官之维得以全面升级，身体作为我思的主体，打破原始的感官单向度沟通。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共同参与多向联动，主体对事物的认知和把握更具象全面，对集体记忆的创造、书写、重塑和再现更鲜活有力。在此背景下，多感官体验成为群体认知世界、记忆世界、适应世界和改变世界的重要前提。
2 互涉：感官体验与档案记忆勾联
随着人类学的发展，感官与记忆的研究逐渐深入，群体感官作为族群与世界沟通交往的重要媒介与必备因素，与档案记忆以直接与间接两种方式相互牵涉：一方面，外界感官刺激能唤醒和加深档案记忆，助力档案记忆资源的开发，而档案记忆也被视为牵引、操控和固化感官体验的用力手段；另一方面，感官体验与档案记忆以情感和群体认同为桥梁的间接勾连，感官刺激往往伴随着情感的喷发，而情感又能形塑记忆。同样，群体感官能作为强化和表达群体认同的纽带，群体认同能凝聚档案记忆。四者的互动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1
2.1 直接互涉：感官体验与档案记忆双向互动
2.1.1 感官体验开启档案记忆资源开发闸门。一方面，感官体验开启档案记忆资源开发闸门；另一方面，档案记忆资源开发需要调动感官积极参与。关于个体与社会如何保存记忆这一问题，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曾说过“关于过去的意向和过去的记忆知识，是（或多或少）由仪式操演来传达和保持的”。[9]这种仪式操演具体表现为“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两种形式，它们都属于“体化实践”的范畴，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的多维观察和感知共同构成一个声情并茂的感官系统。正如普鲁斯特所言“气味和滋味却会在形销之后长期存在，它们以几乎无从辨认的蛛丝马迹，坚强不屈地支撑起整座回忆的巨厦”。[10]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纽约州科尔盖特大学心理学实验室主任唐纳德·莱尔德（Donald Laird）在其研究报告《你的鼻子能做些什么？》中指出，91.7%的女性和79.5%的男性都曾经历过气味诱发的最生动的自传式回忆。[11]而档案记忆作为社会记忆的一种形态和资源，多感官体验在其开发的过程也一定不可或缺。例如专题剧情纪录片《索尔之子》（Saul fia/Son of Saul，2014年）、诗歌纪录片雷吉娜（Regina，2013年）和战争纪录片华沙起义（Powstanie Warszawskie ，2014年），通过对保存在黑白、无声的胶片档案和影音档案的修复、润饰和裁剪，执着于感官细节、身体感觉和内在观点来解决观众的移情，这些档案材料成为历史上不可缺少的原始资料，通过视听和技术升级而变得更加壮观，同时伴随着一次“纪录片降级”，完成跨国大屠杀和二战叙事。[12]但另一方面，使用档案图像和音频总是预示着任何艺术品的人为、编辑的性质和记忆的建构性质。正如达格玛.布鲁诺（Dagmar Brunow）在他的纪录片制作书籍中所说：“档案镜头（……）提出了记忆的问题，它的媒体特异性和记忆的传播方式，它是如何改编、翻译和利用的，它邀请我们反思纪录片图像在构建记忆中的可见证据的指称地位，以及图像的本体论。[13]一言蔽之，主体关于所感之物的感官刺激，与大脑中相关记忆的内部应答，催生了记忆的复活与流动，感官体验开启记忆再生产的闸门，但是此过程并非对过去的忠实复制，而是一种应景重构。
2.1.2 档案记忆资源充当操控感官体验利器。唤起与操纵气味的价值是生成与维持社会等级的通常而有用的手段。当我们对某些事物进行描述的时候，比如嗅觉上的“香”或“臭”，味觉上的“酸”或“甜”，触觉上的“软”或“硬”，往往是通过感官表征和隐喻对于特定对象的偏好与厌恶，通常带有群体主观性，而这一切都依赖于统治阶级权力较长时间的驯化和控制。性别、职业、阶级、族群、地域、年龄、道德等社会分类和社会区隔，都可以借以气味和嗅觉的符号形式来得以表征。档案记忆作为权力影响和控制感官的重要手段和有力武器之一，对于群体感官的影响根深蒂固、坚不可摧，例如陈寅恪曾考察过的“狐臭”由“胡臭”演进而来，古往今来档案史料都将人体腋气记载为只有西域胡人特有的生理特征，存在一种污名化的文化现象和社会心理，[14]在档案记忆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成为族群排外和歧视的重要依据。再如《皇帝内经》中出现的东咸、西肥、北乳、南酸、中杂的食性论述，以贵州为例，盐在苗疆的长期的稀缺性产生的味觉紧张关系，成为中央权力打压边疆势力的利器，而一切又以档案记忆的形式固化和延续，时至今日仍然保持嗜盐的饮食传统。总而言之，群体的感官体验往往具备一定的权力色彩，即使特殊个体有着不同的感官偏好，也往往没有脱离国家话语叙事，而档案记忆作为权力有力的话柄，在一定程度上能操控群体感官。
2.2 间接勾连：以情感、认同为中介的多向联通
在多感官体验与档案记忆资源开发的相互勾连进程中，情感与认同如同两股持续涌动的波流，为人类复活记忆和开发档案记忆资源提供不可或缺的动力支持。
2.2.1 从感官到情感到记忆的互相牵涉。受众通过自身的感官体验，接收这些感官信息并重新编码整合，继而在心理上转变成一种情感，由此感情激活、强化和重塑档案记忆，此过程往往与感官和记忆的直接互涉相伴而生。威廉.伍德（ William Wood）曾在1800 年呼吁在伦敦建造一座巨大的金字塔，“为的是通过感官这一媒介，使灵魂感到喜悦、惊愕、提升或者被统治。只有一座超出一般规模的金字塔才可以刺激到不列颠民族的感官，让他们铭记光辉历史和记忆，为自己的祖国效力”。[15]情感不只来自于感官直觉的激发，更是产生于对岁月的回顾和经历的记忆。[16]档案记忆资源的开发也往往从感官的震撼和触动出发，把受众感动、热血等感觉从麻木中唤醒，感官记忆符号和行为记忆符号的互相协作，进而感知到历史变迁洪流中对记忆的依恋。例如江门市各级档案馆还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的《国宝档案：华侨故事——银信里的家国情》纪录片、泉州市档案馆拍摄的全国首部侨批专题微电影《回家的路》以及中山大学在“第二届全国高校档案学专业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中制作的林氏侨批档案水墨动画，一封粗糙泛黄被摩挲过无数次的家书，以视觉、听觉、触觉和嗅觉为起点，引发家国情怀与背井离乡的游子回忆的交织相融。因此，文化的感官体验通常与身体的“怀旧”之感交互作用，特别是当这种历时体验发生丢失、转移，或改变时，“感觉拾遗”就能成为文化自觉中一道突显的内部力量，[17]而身体的感官体验往往与心理的怀旧依恋之感以及记忆的再现相伴相生。
2.2.2 从感官到认同到记忆的彼此牵连。气味、音乐、方言、美食带来的群体感官体验往往暗含族群身份认同的隐喻，富有极强的地域性色彩，而族群身份认同又会凝聚、诠释、凸显和修正档案记忆，此过程成为感官与记忆的另外一种纠缠之道。在过去半个世纪，全球化资本、劳动力、信息、商品等流动加速现象改变了我们在传统意义上对“空间”“地方”“身份”的同构解读。[18]我们开始对族群记忆、族群边界、身份认同等问题有所关注，开始聚焦方言、饮食、传唱、祭祀等一系列生活情景，逐渐意识到感官的能动属性，其中以上个世纪末期兴起的感官民族志为主要代表成果。在哈佛大学“感官民族志实验室”的网站首页中写道，“用交互式纪录片、开放档案资源和故事叙述等形式探索美学和个人本体的自然和非自然的世界”，该实验室开发了大量相关项目，其中《Linefork》就是一部揭示美国地方音乐最后传承人的人生纪实片，唤醒受众关于音乐、关于族群的衰颓之感和独特记忆。[19]同样美国遗产中心（American Heritage Center）也开展了大量感官民族志研究，以殖民地黑人群体、同性恋群体共同的身体之思与族群认同来唤醒相关联的档案记忆。不同群体的感官差异性能反映不同族群的边界，美食、语言、传唱和服饰等这些日常之物的感官认知和统一往往能成为族群标志，与此同时档案记忆得以唤醒、保存和延续，档案记忆资源的开发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3 凸显：多感官体验视域下档案记忆资源开发优越性
档案记忆再生产形态正在经历从文字、图像等符号的视觉单维感知，向音频等视听二维体验，再到虚拟现实以增强现实感知的档案展览等视觉听觉触觉多维互动的转变，传统的单向度感官体验已无法满足受众的个性化心理需求，多感官体验视域下的档案记忆叙事更生动鲜活、档案记忆消费更深刻彻底、档案记忆关怀更殷切隽永、档案记忆微光更闪耀澄显。
3.1 多感官体验丰富档案记忆叙事。黄子平在分析鲁迅、张爱玲等的文学作品时指出，这些作家对故乡和亲人的怀念往往借助故乡食物的平实叙事。他认为“记忆不是孤立地回顾事件，而是将细节意象构成有意义的叙述系列”。[20]这种记忆叙事方式没有精英自居者的居高临下叙事，也没有悲天悯人者的情感叙事，更没有愤世嫉俗者的深恶痛绝叙事，[21]通过对受众最轻盈却也最深刻的感官的调动，往往最能打动人心。叙事过程被理解为“记忆的表述或记忆的再现”，而档案作为叙事的手段和内容、回忆的载体、人物的象征、故事的映射，以文本、影音或触感等形式唤起个人与过去的自己、与时代、与社会的对话。多感官调动下的档案记忆叙事更鲜活生动，也更真实有力。一方面，通过对眼睛、鼻子、舌头等多种感觉器官的综合调动，档案记忆叙事不再是漂浮在社会历史表面的浮萍，空洞无所依，而是潜藏在社会历史深层成为支撑其连续性运动和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多重感官的综合调配能尽量完成对社会历史纯客观的照相式再现，给人以更强烈的心灵触动和更真实的身临其境之感。
3.2 多感官体验刺激档案记忆消费。感官营销研究专家科瑞思纳（Krishna）首度定义“感官营销”（Sensory Marketing），是指将消费者的五种感官体验（触觉、味觉、嗅觉、听觉和视觉）融入其中并影响消费者感知、判断和行为的营销活动。[22]近年来备受西方商界和学界的关注，而我国也逐渐将目光聚焦到此种营销策略中，例如气味图书馆这一香水品牌的异军突起带来一场嗅觉经济的消费革新，除此之外剪纸博物馆早在十多年前就通过定位儿童人群的感官体验达到文化教育目的，图书馆、美术馆等文化机构也逐渐应用感官营销策略。苏州中国丝绸档案馆也于2020年2月推出“锦绣江南古韵今辉——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展” 三维虚拟展览，有力地拓宽陈列艺术的表达空间，促进丝绸类档案文创产品消费。随着景观的发展和人性化景观理念的深入，单纯的视觉和痛觉享受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景观品质的需求，通过多感官交互的综合感知环境，能更有力地推进档案消费向档案记忆消费、档案记忆文化创意产品和档案记忆空间延伸，达到从视觉、听觉等感官消费到记忆消费的跳跃和升级。
3.3 多感官体验助力档案记忆关怀。感官代偿是指由于某些感觉器官退化或者受到损害后功能性缺失，影响到其感官体验，身体进行自适应互补，进而其他感官的功能会相应增强的身体机能。[23]对于我国数量庞大的视障、听障以及“银发潮”下感官逐渐衰退的老年群体，以及一些智能化设备使用无力的边缘人群，多重感官共同作用的档案记忆再生产能实现丰富多元的交互行为，还能开拓阅读体验的多维感受，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立体感官感知网络，实现对特殊人群的人文关怀和情感照拂。例如为切实提高脱贫攻坚质量，把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甘肃省定西市档案馆邀请市科协在川口村联合开展“科普进农村”主题党日活动，农村孩子们在科普人员的帮助下操作无人机、机器人、VR体验等设备，带来多维感官体验。[24]再如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打造的“AI+VR”线上扶贫档案馆紧紧围绕“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主题，以720°实景浸入+AI虚拟主播的方式，多层次、多维度、多场景展现了广东联通86个扶贫村的沧桑变迁。[25]因此这种新颖的多感官档案成果展示形式给人以独特的身体体验和人文关怀，达到了极佳的宣传效果。
3.4 多感官体验捕捉档案记忆“微光”。对于记忆这一现象的思考和探讨，目前已有的主要路径总有意犹未尽、言不由衷的暗点。我国社会学者刘亚秋曾提出“记忆的微光”这一概念，在微光下，那些若隐若现的、不急于或不便于表达的、却有着不可小觑影响的物件，是需要费一番力气才能辨认出其轮廓的，在社会记忆研究范式中，类似微光的东西就是那些属于个体的、难以诉说的部分，[26]处于欲说还休、暧昧不明的状态，它并不是不可见，，而是不可言说，是一个社会或政治的禁忌。这种主体的生理感官引起的感官记忆因其隐蔽性、细微性与难以诉说性成为记忆的“微光”的一种，权力允许其若隐若现，甚至游移在权力的控制之外，因此多感官调动的身体之思或将成为档案捕捉并放大这些记忆“微光”的动力源泉，弱化权力控制的限度，展现出记忆的更多横截面。正如“知青之歌”等录影带，陕北骥村女性关于农业合作化关于身体疲劳和病痛、养育孩子、食物的口述档案，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的照片、视频等档案可以作为“记忆的触发器”，再现知青群体、农村妇女群体、移民群体等特殊群体的苦难记忆，不再是边缘群体孤独的喃喃自语，而是多感官档案在创伤中的凝固和守望，他们决非隔离于那个特殊的历史过程，而是与之血肉交融，情感相系的包容。
4 澄明：多感官体验视域下档案记忆资源开发路径
4.1 深度挖掘感官档案资源，开发衍生档案文创产品。特色档案资源是国家综合档案馆通过平时的收集或征集等不同方式而形成的具有区域特色、文化特色、边疆特色、民族特色、历史特色等地方特色的馆藏。[27]然而一直以来能开阔受众多元感官视野的相关档案都处在档案记忆资源开发的边缘地带。因此，第一通过开展味觉档案如地方特色、节假日限定美食档案展览，并辅以相关气味因应，同时开发衍生文创产品，如糕点形状、五花肉形状的印章、充电宝、晴雨伞等，实现从味蕾冒险到记忆叙事和乡愁羁绊的感官之旅。第二嗅觉档案如中国传统制香文化档案等也是珍贵的记忆资源，气味的文化表述也是地方记忆重要的环节，因此通过介绍其制作方法、流程、原料等，开发特色衍生产品如鹅梨帐中香香膏、冷香丸等档案文创产品，触觉、嗅觉、听觉和嗅觉的多元调动，打造一个鲜活灵动的感官世界，开启文化、记忆和社会关系的投射和复活。第三民俗音乐作为民俗活动事象共生、密切联系的音乐文化类型，具有区域普适性和浓厚的乡土趣味性，往往与一隅一地的文化风尚交相辉映。[28]因此通过策划农耕民俗音乐、少数民族民俗音乐、地域民俗音乐等特色档案展览，开发类似京韵大鼓等盲盒、民俗音乐唱片录音带装饰品等档案文创产品，张扬多感官参与视域下的地区档案文化的地方性特性。
4.2 依托用户多维感官参与，另谋档案游戏开发之途。游戏是一种放松的智慧，游戏状态是人的潜能得以“喷涌”的状态，是人最具有创造性的状态，是人身心最健康的状态，是一种最佳的学习状态。以游戏为载体，通过多维感官的沉浸式体验，探索触屏设备交互设计中听觉、视觉、操作触觉的互动及其对用户愉快、紧张或刺激的情感体验的触发，成为近年来图书馆、博物馆及档案馆等文博事业的新版块。例如《谜宫·如意琳琅图籍》作为由故宫出版社推出的一款基于多维场景体验的互动游戏解谜书，带来文化知识的洗礼和皇家美学的浸润。再如《绘真·妙笔千山》（以下简称《妙笔千山》）是故宫博物院携手网易游戏共同打造的一款互动叙事类手游，它以故宫馆藏王希孟的青山绿水长卷《千里江山图》为创作蓝本，[29]画面美轮美奂、情节引人入胜。这些角色扮演、剧本体验与多感官参与的游戏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因此通过改编同类型古籍中记载的悬疑探案档案抑或是皇家轶事档案，作为游戏剧本，寻求与专业游戏公司多元合作，共同打造档案游戏IP，实现档案记忆资源在当代语境中的文化性转化与艺术资源保护性再生。
4.3 举办下沉式档案实体展览，加速记忆空间立体化。近年来在博物馆美术馆风靡一时的下沉式建筑打破了传统的平面布局，通过人工方式处理视觉的高度差和景观的再造，巧妙运用高低错落的手法分割空间，含而不露，形成视觉上的凹凸感和美感，丰富了建筑物的空间层次，还能打造一个隔音效果好、较为隐蔽的私人空间。与此同时包裹式的空间构造也能为受众在心理上带来一定的亲切的包围感和安全感。因此将沉浸式设计应用到档案展览中，一方面能打造一个有形的回忆和冥想的空间，加速档案记忆立体化具象化，极大优化了知觉沉浸带来的感性冲击，实现从物理空间向记忆空间的演变，重构档案记忆的叙事路线，受众缓缓下移仿佛走进历史画卷。另一方面可以参考香凝美术馆和大芬美术馆的布局，开展下沉式档案展览能为档案受众带来安全舒适的心理体验，温暖的包裹感和记忆的熟悉感交相呼应，更能让受众放下心防享受一场奇妙的记忆之旅。此外传统的下沉式建筑由于房屋层高较低、空气流通不畅等原因受人诟病，而档案场馆一般是独栋的立体建筑，层高较高且可供支配的自由空间大，能规避此弊病，达到最好的下沉式体验效果。
4.4 借力新媒体数字影像技术，开启沉浸式记忆之旅。“新媒体影像技术”，广义上指(至)新媒体技术与图文影像的结合。[30]在新媒体技术的加持下，影像跳脱出传统的文字、图像、声音的单向性，达到数字化多媒体的新高度。主要通过新媒体技术将静态图像、动态影像、声音和文字等跨媒体叙述有机组合，通过互动性、参与性来加强档案馆文化沉浸体验感。在“5G+”技术支持下，特别是在5G通信技术与数字艺术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技术互联”情境，各种新媒体技术无不与艺术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文化场馆密切结合。例如故宫博物院展出的“清明上河图3.0”借助8K超高清数字技术、4D动感影像，以动起来的街道、河流、树木、人物，一切像似一部“流动”的影片，再辅以光影、乐曲和画面凹凸感，营造了众多艺术形态的多层次交互沉浸体验空间，[31]对于档案展览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官体验的交互和扩张，巨大的冲击力和仿真性在手机屏幕里编织出一个凝结时空的宇宙，让参与者得到前所未有的奇幻记忆之旅，创造情境性、移情化的叙事性档案故事力量。
5 反思：多感官体验视域下档案记忆资源开发陷阱与解困
5.1 “景观消费社会”中档案记忆真相坚守。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在他的著作《景观社会》中指出：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景观的堆积，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景观”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由大众传播技术制造的视觉欺骗，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32]德波借助“景观”一词阐述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特点：它成为由可观看性构建起来的幻象，而社会本真却被遮蔽。多感官体验视域下的沉浸式体验加速了“景观社会”这一事实的普遍化，酷炫的声光效果所造就的独特感官体验，看似打开了大众认知艺术的大门，由声、光、电、影堆砌起来的炫目超显示场景成为游客拍照网红圣地，而由此带来的背后审美价值、教育价值、回忆价值与精神内涵被遮蔽。因此档案作为展演和揭示历史真相和记忆的产物，档案记忆资源开发一定要以维护历史真相为准则，以展现档案资源的文化内涵及其内在精神价值为目的，多感官体验下的炫酷沉浸式展演是手段但绝非目的，物质、技术及其空间场景的关系仍然与历史和“上下文”关联，这些才是档案记忆资源开发的真正目的与意义，这也是其有别于其他的沉浸式文化活动，如游乐园、沉浸式戏剧等的重要表征。艺术景观内容及其营造的景观形态以休闲、娱乐和消费方式取悦或引诱受众，一旦人在现实与虚拟混合的景观中迷失，只能单向度盲从，而档案记忆资源的开发成为揭示历史真相的有力之途。
5.2 “人工智能感官”下档案记忆主体在位。人工智能是当今世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正在为人类社会带来各种积极的影响。人工智能感官席卷而来，人类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却遭到挑衅和质疑，反主体效应一度甚嚣尘上。从AI触觉的发展现状来看，美国康奈尔大学设计的柔性机器人手能抓握并感知各种形状与材质的物体、美国休斯顿大学开发一种人造皮肤能够感知冷热、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工程师们开发出一种含有传感器的电子手套通过精准触碰控制辅助残疾人手术。[33]与此同时，日本京都研发的仿真人耳机器人能协助对四面八方传来的声音聚音并分辨[34]；韩国首尔研发的石墨烯电子舌感知甜味精确度比人类强一万倍。部分科学家对AI感官的未来抱有乐观的态度，认为终有一天AI将感知人类的思维、情感、意识和文化，这种说法里暗含了“科技至上”的现代迷思，漫说技术层面远未尽善尽美，何时才能物畅其流，人遂其愿也未一锤定音，何况还有许多“非技术因素”牵涉：机器人身份的合法化和未来发展的不可控性必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深层反思，这种资本赋权行为背后隐藏的伦理纠纷和对人类本位理论的威胁值得我们警惕，AI感官对于记忆的唤醒是否不再受控都不得而知。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的主体在位理论，把控档案记忆资源开发中感官塑造的技术向度和应用场景，也是对感官和档案记忆密不可分这一观念的传承和坚守。
5.3 “感官虚幻”迷雾中档案记忆复活突围。荷兰的心理学家派特.瓦润（Piet Vroon）曾说过，“气味辨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对气味的解读往往随心所欲。在解读过程中，嗅觉语义记忆里潜在的符号与意义需要先活化，这样的过程速度很慢，产生的结果也不一致”。除此之外“通常要判定某些东西发臭或闻起来很舒服并不费力，但准确表达‘发臭’或‘闻起来舒服’所指为何却会有问题”。[35]无独有偶，汪曾祺曾汇编过一套关于文人描绘吃食的生活艺术类丛书，在后记中也表达了对味觉描述和复制的蒙昧，“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知味实不容易，说味就更难”。[36]触觉也如此，居住在桂林西北和贵州南部交接处的瑶族分支族群因男子着及膝白裤而闻名，服饰制作十分考究，该族女性在做衣服时每道工序都要查考自己是否合乎“手缘”，具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感官体验作为主体的主观感受内容丰富、善于变化，难以描述和临摹，宛若一条充满迷雾的小路，虚幻飘渺难以捉摸。因此，一方面单独就感官谈论它们而言是困难的，可以将它们与记忆、感情、自我认同、社会价值等特定的物质关联在一起，通过多元联觉和互动实现档案记忆与感官体验的互动。另一方面通过对感性感官的理性定量评价，运用物理和化学的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通过色泽、味觉、质地、香气等指标进行描述和测量，建构档案记忆主体的多感官体验。
劳拉.马科斯（Laura U. Mark）从跨文化电影的观看体验出发，认为记忆的多感官的，对于影像的感知也是多重感官的，跨文化观众是不同感觉体系的相遇。[45]群体感官的身体之思可以作为档案记忆资源保存、激活、开发和绵延的起点，与之相伴相生的是群体身份认同的强化和群体情感的共鸣，记忆并非孤立地回顾事件，而是一种细节的串联和重构。随着人们本我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急遽变革，档案记忆作为社会记忆的一种特殊形态，受众的多感官体验视域下的档案记忆资源开发正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面向未来的无限可能，但与此同时相伴相生的相关威胁和陷阱也发人深省，因此其中蕴含的巨大学科空白也亟待各位档案人填补。
作者：周子晴、丁华东
原载：《档案管理》2021年6期
来源：2021.10.11《档案管理》杂志编辑部微信公众号